全球化已进入所谓的价值链升级竞争阶段，并影响到地球上的每个国家。如何在广州，深圳，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的新形势下开创一条吸引外资进入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创新之路。
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调整，再平衡和调整的过程。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再平衡的过程中，以往全球价值链革命的影响极不平衡。新兴国家已经意识到并正在升级其价值链。价值链升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应对创新知识的全球化。尽管全球化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但我认为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加快。由于创新全球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全球化的管理，创新知识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
目前，我国传统的吸收外资政策体系不适应创新知识全球化的趋势，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投资越来越“轻资本化”，“服务导向“，而投资方式则越来越多地采取并购投资，甚至是间接投资，中国传统的吸收绿地投资的利益激励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投资创造，指的是所有权的一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东道国的东道国的外国投资者）在制造业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第二，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多地在行业内进行，甚至在产品的附加价值上，而不是在产业层面。由于缺乏精确性，中国传统的吸收外资的指导性政策体系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效率下降的趋势。
第三，跨国公司一般在东道国有完整的生产供应链和销售细分市场布局，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采取扩大对东道国本土企业投资的方式，更关心的是国家对待进入全生命周期的投资以及政府的企业监管政策与母国政策的一致性。我国传统上实行了区别国内外身份管理的外资监管政策，相应地实施了国家安全审查政策，外资企业实际运行的偏差程度正在加大。
在新形势下，吸收保税区外商投资政策的创新路径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将外资的直接利益转移为间接的系统性激励。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激励政策主要是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直接的收入激励措施。这种利润激励在“创新知识全球化”过程中对外资没有吸引力。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有直接的利润激励政策，但是有必要在自由贸易区内探索间接的系统激励措施。这就要求尽快取消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
二是产业导向的外资政策由分散的开发区政策平台转向协调的自由贸易区平台。要把吸引外资产业的政策纳入以自由贸易区为平台，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支撑，以工业供应链增值环节为手段的升级政策的政策体系，那么，尽快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全球价值链，高端增值环节的世界级城市群集聚功能。
三是外商投资逐渐由身份管理向国家管理转变，外资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外资身份管理实际上是无效的，核心是改革外资统计制度，包括直接和间接投资，绿色投资和并购，股权投资和VIE投资结构，外国进口在内的所有方法都是动态的纳入企业信息登记的标准格式，作为政府设计外资监管政策和开展国家外资安全审查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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